融资平台即将迎来曙光?

  • 更新日期:2019-12-13 17:07:46
  •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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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杨老师的基建课堂 ,作者杨晓怿

 

 

前言

    纵观2019年,虽然平台整体数据看起来还不错,但就如拿掉猪肉就是通缩一样,当平台拿掉专项债,事实上就在去杠杆,这一年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直到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昭示着去杠杆进程已接近尾声,这代表融资平台即将迎来曙光了吗?

 

一、平台积累的风险已不容忽视

    平台需要去杠杆吗?当然需要。

 

    随着政府开始降低债务率、保障政府信用风险,许多原本属于财政的杠杆就开始了向外转移的过程,其中一部分变成的隐性政府债务,而另一些成为了融资平台的企业债务。

 

    在原本“政企一家”的模式下,地方政府并未发现其中有何变化,一切都照常运转;直到财政制度再次改革、融资平台与财政彻底划断,大部分平台不得不“自行解决债务”——持续借新还旧。

这不仅将平台的杠杆率持续推高,还积累了大量风险:期限错配、层层嵌套、明股实债、用途不明,导致融资平台成为了一颗大雷,极易衍生为系统性风险。

 

    因此,在2019年整治地方隐性债务的过程中,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再次将一部分平台债务纳入政府性债务范畴,虽然不能够像2015年那样发行地方债进行置换,但是纳入范畴内的债务可以与金融机构协商处理,也就是将债务再次延期,以防短期内出现过大的财务压力。

 

    但是,允许纳入政府性债务的主要是近几年投入到公益性建设项目的资金,过去产生的债务以及维持现金流所产生的各类非标债务并不在此范畴内,虽然置换解决了一部分债务压力,但平台的风险仍然存在,这也是为何年底平台屡次出现非标融资违约的根本原因。

因此,防范平台出现各类风险就变成了当下地方财政、金融系统最主要的工作。

 

二、去杠杆背景下的平台分化

    金融政策的底线是不能出现系统性风险,因此平台开启去杠杆进程是必然的。

虽然2019年平台获得了承接专项债的新任务,实施了一批基建项目;但专项债的资金封闭运行,并不能改善平台的现金流,痛苦的去杠杆过程无法避免。

 

    但同样的去杠杆政策,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造成了平台内部的逐渐分化。

 

    大型城投由于架构成熟、资产丰厚,虽然债务规模同样高企,但无论是平台还是当地政府都有丰富的应对经验——毕竟艰难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因此各种政策、上级政府也更亲睐、支持大型平台进行重组、再融资的各种尝试,市场也对他们更有信心,这就造成了大型城投的去杠杆过程是与地方化债非常类似的,大部分是将短期债务延缓、化解为长期债务,但并不容易出现风险事件。

 

    但众多的中小型平台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家底单薄的同时还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这使得中小平台的抗风险能力并不强,市场对于中小平台的态度日趋谨慎,这导致了中小平台的去杠杆水平要高于大型平台,其风险也日益升高。

中小平台去杠杆的特征是,当离开了政府业务之后,平台本身的现金流趋近于零,这就让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不得不回到原点,责任的焦点又重新回到政府与财政。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更亲睐、更确信大型平台是市场化的决策,但从地区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这使得相对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间的差异拉的更大,增加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与托底经济发展、补短板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有效供给”可能更有针对性的缓解中小平台、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困境,采用更灵活的方式支持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三、平台与政府关系的再确定

    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尚未解决:政府与企业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平台摘去融资平台的帽子之后,又如何界定其身份?

 

    对于如今的平台,应当有以下几种定位:

 

第一,公益性基础设施投建企业。

     在一些地方发布的《融资平台转型》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允许地方保留一家或数家公益性基础设施投建企业;毕竟如今还有许多半市场化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通过融资平台来实施,如近期较火的专项债就是如此。但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企业同样应当与企业建立合同联系,双方以合同为基础,确定双方的责任与义务,既划清政企界限,也为平台提供了明确的收入来源。

这类平台,可以通过加大地方债、专项债的分配力度、通过政策性银行的股权支持,促进平台为地方经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第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国资委的改革意见中提出了要把国有资本的投资与运营相分离,因此作为拥有许多存量公益性资产的平台公司,应当定位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政府与企业名下的资产进行经营业务。

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模式向运营公司提供的公益性服务进行付费,同样划清政企界限、明确收入来源;也能够实现平台的稳定、持续经营。

    这类平台有助于地方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利于地方经济的增长。因此,这类平台的发债或其它金融政策可能有所放松,反过来改善平台自身的经营状况。

 

第三,基建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平台。

    如今,基建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市场环境尚未建立,从政府完全交给市场前还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因此,融资平台可以转型为基建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平台,以股东的身份履行项目监管的义务,为政府与企业间提供更高效、更市场化的监管机构,减少政企双方的行政成本与管理成本,也同样促进基建与公共服务市场的成熟。

在基建市场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平台转型作为当地的市场化平台是有助于项目实施落地的,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对改善平台经营、促进企业自身发展也颇有益处,且不需要企业有很强的经管能力,是适合大多数中小型平台转型的最佳思路。

 

四、逆周期中平台扩张的机会

    从经济会议的思路来看,明年的经济增长压力依然很大,仍然处于逆周期的困境中。因此,会议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准”,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

 

    就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靠民营企业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将是国有资本的主战场,也是平台逆周期扩张的机会。

 

    明年国有资本投资、财政资金、配套政策一定向新的产业政策靠拢,在此过程中会形成一批新的项目机会,平台可以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身份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促进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调整以房地产为盈利的价值导向。

 

结语

    2020年,不仅将是基建大年,也将是平台转型发展的关键年。在经历了一整年的去杠杆后,平台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平台本身依然存在较大的负担,如何在逆周期扩张时控制好风险问题,不仅需要等待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平台企业做好准备——不要倒在黎明前最寒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