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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会议全面部署了经济体制、财税金融体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等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释放了一系列重要和积极的改革信号。“IMI财经观察”特别约请了业内和学界几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等角度分析了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具体观点整理如下：
01
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改革内容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7月19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七大改革内容。
首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内容包括，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国企改革方面，要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国有企业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要推进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决定》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共同要求。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决定》明确了三方面关键改革：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等。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决定》特别提出，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第二，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决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决定》要求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
第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第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决定》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第六，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决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第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决定》强调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好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总之，《决定》对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的部署力度大、举措实、含金量高，一定要抓好落地见效。
02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会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战略部署。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和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相比，这次未再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而另增加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点。这三点可谓“两个毫不动摇”基本经济制度得以进一步贯彻落实进而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重要增量或边际制度安排。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这就意味着，除非法律禁止，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都可以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而所谓使用，又包括基于占有的使用与基于授权或租借等方式的使用。这可能需要一个负面清单，即哪些生产要素是禁止哪类所有制经济主体占有且使用的，哪些生产要素是禁止哪类所有制经济主体授权或租借使用的。比如，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耕种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家庭。比如，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其他所有制经济主体可以授权或租借使用。除此之外不受限制，亦即“法不禁即自由”。若然，则各种所有制经济即可依法最大限度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这方面，党和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并取得了可观成效，但一些民营企业或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还难以平等获取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所以，还需进一步破除相关所有制歧视性与排斥性制度、政策与意识形态障碍与壁垒。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首先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除非法律铭文禁止或有负面清单，其他妨碍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进入的显性与隐性壁垒障碍都应拆除。这方面，党和国家先后出台过相关重要政策文件。比如，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22年5月，国家发改委强调，要继续大力清理针对民间资本准入的不合理限制，逐步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各类门槛，取消和减少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附加条件，下更大力气破除各类隐形壁垒，解决好民间投资“不能投”的问题；2023年6月，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再次重申要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持续破除妨碍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准入的隐性壁垒，定期对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进行全国通报。但阻碍民营经济资本进入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仍普遍存在，民营企业进入部分重点领域的隐性壁垒犹存。“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还包括，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市场占有率由其公平市场竞争决定。这也或是不再提“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理由。此外，反垄断是必要的，但无论那个行业，反垄断不能只针对哪类所有制经济主体，而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经济主体。若歧视性反垄断监管执法整治，业可能破坏公平市场竞争。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首先包括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的财产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宪法第十二条、十三条所规定的，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此外，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相关法人与自然人的人身与名誉等重要权益也应受到同等法律保护。这方面，党和国家也一直在积极推动，但正如国务院2024年6月2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所提交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还不充分，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有待优化，造谣、抹黑民营企业和侵犯企业家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等个案仍然存在。所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任重而道远。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认为，未来可能会从多个方面加快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立”的角度要抓好“五个统一”：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破”的角度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标志。一方面要做大做强做优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加快推动国企改革；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保障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中央政府近年来着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反对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和优惠政策形成税收洼地，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但如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不变，地方政府还是会变着法子绕开规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给企业好处，吸引企业扩大投资、生产和出口。
如何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打破对工业企业和出口的过度补贴？张斌建议，一方面是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特别是防止各种变相补贴。另一方面是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一是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不重点考核工业增加值、出口、进口等指标；二是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低收入群体和外来打工群体居住生活条件的相关投入和考核；三是加强对营商环境的考核，特别是清理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帮助企业突破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种隐性市场准入壁垒等。
03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围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方面，推出了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包括修订预算法、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置换存量地方债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财税研究所副所长马光荣指出，面对收支矛盾加剧，应稳定宏观税负。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应该要起到先导作用。因为财政体制的焦点问题在于：钱从哪里来、钱如何分配。回望1994年分税制改革，核心就是两块：一块是税制改革，也就是确定收哪些税；另一块是税收如何在央地间进行分配。当前，无论是地方主体税种的确定、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地方债务的化解、地方治理模式的完善、缓解地方财力缺口等，源头都在税制改革——先确定有哪些税收，进而确定央地间如何分配，才能优化现有的财税体制。因此，税制改革是重要的突破口。
税制改革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近些年我国财政收支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地方债务风险隐患仍在。当前为了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等可以出台一些结构性减税政策，但是现实条件并不支持再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应该致力于稳定宏观税负。未来随着经济的不断恢复，再考虑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增速，以适应未来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春表示，在财税改革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充分体现财政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今后的选择是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因此，进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划分，随着地方在努力应对不断上升的债务风险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支出责任来推动经济成长。再者，出台消费税改革措施，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其改造成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并将征收环节后移到消费者所在地，扩大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进一步改革增值税，该税是全国最大的税收来源，除了压缩税率实现扁平化进而减少各种扭曲和降低征纳成本，还应该将产地征收的方法改为消费（者）所在地的方法，进一步夯实地方财政的财源基础。
04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央行着力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提升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助推经济稳步复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暨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李新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新高度，其中金融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无疑将开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会议聚焦于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不仅是对当前复杂国际经济形势的积极应对，更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
人民银行与金管总局的联合行动，体现了金融政策协同性的增强，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稳健、高效的金融生态，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持。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广，不仅深刻改变了金融服务的面貌，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和便捷性，更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开辟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能。此外，金融监管框架的优化，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的监管策略，既确保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又激发了金融创新的活力，实现了风险防控与金融效能提升的双重目标。
当然，面向未来，仍需正视挑战。中小企业在享受融资渠道拓宽的便利时，贷款成本偏高的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制约其快速发展的瓶颈。此外，居民住房贷款利率，特别是在存量房领域，也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以便更好地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同时支持内需增长。针对这些问题，建议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同时优化居民住房贷款结构，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增长。
连平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升，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与金融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相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行业“资金空转”“关联套利”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金融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既是推动我国金融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也是解决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突出问题的重要路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根本。
他指出，未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有七个着力点：一是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重点是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二是构建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有序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探索更具包容、审慎、专业的新型监管方式。三是形成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由银行体系、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体系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促使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比例合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四是强化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在规模、结构、区域布局上更加优化。加强大型商业银行的主力军作用，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和主业，健全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支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进一步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五是完善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围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推动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六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展优化资本市场跨境互联互通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债券市场的定价能力。完善上市公司各环节监管，进一步提高主板、创业板上市标准，全面完善减持规则体系，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建立健全不同板块差异化的退市标准体系。培育壮大长期投资力量，完善适配长期投资的基础制度。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加快制定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公司债券管理条例、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条例等。七是推动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和引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05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出战略部署，二十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谋划“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十年来，党中央全面部署、系统推进深化农村改革，重塑城乡关系、走融合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为打赢脱贫攻坚决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建议，要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城乡融合权利体系。以城乡统一土地权利体系为核心，促进城乡平等发展权，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以集体土地入市为核心保障农民居住权，允许城中村农民集体利用集体土地建立房屋租赁市场，降低农民城市落户门槛；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开放村庄准入权，有序引导城市居民、企业家及社会资本下乡，允许外来人口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享有村庄的住房、土地、公共事务参与等权利，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共建共享。
连平表示，为了有效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未来可能在以下三个重点领域展开：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一步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各地将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办法，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登记和迁移便利度。二是开拓乡村建设多元化融资渠道，引导城市资金入乡。鼓励各级财政支持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提高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在依法依规和遵守市场化原则前提下，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运用支农至小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引导大型商业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加强信贷支持。三是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为补充的多元化乡村经济。
方正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芦哲认为，“后地产时代”的经济转型仍然依赖于土地改革的推进。土地政策要从“供给创造需求”转变为“需求拉动供给”，保障更有需求的经济发达地区用地，建立土地指标跨省交易机制，并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释放7.5亿农村户籍人口需求，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弥补房地产投资下行带来的总需求不足问题。
06
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按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可能体现四大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治理”。本轮改革继续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体目标，在具体目标中新提出了“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这涉及如何具体落实党对科技、金融、财政等重大经济事项的领导，需要从机构改革、战略规划、统筹协调上形成明确机制，在此基础上切实做到“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宏观调控中收缩性政策叠加的问题。
二是，更加注重“公平”。本轮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强调城乡之间、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要素平等、司法平等，明确提出“缩小城乡差别”，共同富裕仍是经济发展侧重点。
三是，更加注重“安全”。本轮改革明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内涵包括：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等。
四是，更加注重“质量”。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远景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指出，年内看，本次对当前形势与任务部署篇幅明显增多，要求“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指向后续应会有增量政策；新提“统筹发展和安全”，除房地产、地方债、金融风险外，新提“意识形态风险”，紧盯年中政治局会议细化部署。
相较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对“当前形势与任务”分析篇幅明显增多，要求“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抓手落在扩内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稳外贸等，维持此前观点，更多增量政策有望陆续出台、但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高（除非有大风险事件）；此外，新提“统筹发展和安全”，除房地产、地方债、金融和社会风险外，新提“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应会在年中政治局会议细化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