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时隔6年再次召开全国性的金融工作会议，且此次会议升级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第一，当前金融领域面临四类问题，本次会议提到“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问题涉及经济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乱象和腐败、监管治理等方面，这些或是未来一个阶段重点解决的问题。对于接下来的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其中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值得重点关注。2017年会议未明确提及当时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货币政策方面，本次会议提到“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主要涉及货币总量，以及“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等，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领域。会议还提到“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也是对货币供应结构的再次强调。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方面，会议提到几个方面，一是优化融资结构，重点是股权融资领域，也提到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二是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等；以及强化市场规则等。2017年会议对应表述主要是，“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改善间接融资结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强调融资结构和体系，本次会议除了强调融资结构，也更为关注机构定位、市场规则，意在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第三，金融监管，强调有效、全面。本次会议提到“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17年会议的一个重点任务是去杠杆，在去杠杆表述后接着就是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去杠杆相配合，金融监管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强调宏观审慎制度建设、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相比之下，本次会议对金融监管更强调有效性和全面性，全面强化五个角度的监管。
第四，地方债务，建立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本次会议提到“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而2017年会议提到“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相比2017年会议的严控地方债务增量，本次会议重点强调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长效机制的建设，说明化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在化债过程中，还要建立合适的新增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这其中强调了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考虑到中央政府杠杆率相对较低，未来中央政府可能适度加杠杆，在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五，房地产，促进与金融良性循环。本次会议提到“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2017年会议未专门提及房地产，考虑到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本次会议特别强调“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相对2023年10月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一视同仁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的表述更为明确，民营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可能迎来边际改善，有助于从供给端推动地产行业修复。同时也强调了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健全房地产企业的主体、资金监管，以避免出现后续的融资被挪用等情况。
第六，金融开放，强调高水平、安全、稳慎。会议提到“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以及“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2017年会议的扩大开放到本次会议的高水平开放，在安全的要求下，更强调开放质量；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也从稳步推进，调整为稳慎扎实推进。
第七，当前金融领域重点工作，显示货币政策转向概率较低。会议提到“着力做好当前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加大政策实施和工作推进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活跃资本市场，更好支持扩大内需”。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的概率较低，在流动性合理充裕、降成本逻辑下，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可能继续下移，债市未到拐点。1.会议升级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更加强调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基本上每五年召开一次，此前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共召开过五次。每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异常重要，因为它规划了未来几年的金融工作方向。此次召开的会议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更加强调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议指出，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今年新一轮机构改革后，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其中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中央金融工委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此次会议两次提及“金融强国”，其中一处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另一处指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这应该中央层面首次提及“金融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农业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等概念，但并未提及“金融强国”，后续需关注官方对金融强国的解读及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央行前行长戴相龙在2020年发表的《中国新时代金融强国战略研究》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要抓住历史机遇，要使本国具有长期稳定的经济，在实现经济全球崛起的同时要积极推动本币国际化。我国已具备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的基本条件。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原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去年发表的《践行政治性、人民性，提升专业性，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一文对政治性、人民性进行过解读。具体而言，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最核心的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金融事关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彰显政治性、确保人民性、提升专业性，才能解决金融运行突出矛盾，才能真正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最本质的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性，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金融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近年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2万亿，相比2017年增加12万亿。与此同时，金融系统也加强对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发展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比如截至今年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8.74万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约25%。此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四次提及“实体经济”。在对未来工作的安排中，会议提出，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会议还提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必须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由此推动中国经济从“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金融”的旧三角循环过渡到“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近年来，中国金融监管不断趋严。监管部门反复重申，金融监管要“长牙齿”、监管姓“监”。与此同时，包括资管新规、隐性债务意见等标志着强监管的意见陆续印发。此次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在这一基调下，未来金融监管将继续从严。会议指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中国货币政策的定调主要有五个范畴：宽松、适度宽松、稳健、适度从紧和从紧。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以后，中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既有总量型工具（利率和存准率），也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中国央行统筹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创设工具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推陈出新，比如2022年陆续创设了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等工具，目前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共17项。今年8月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发布会上表示，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的工具。市场预计，将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能还会增加。在宏观调控中，“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是相对的概念，二者存在区别。其中，逆周期调节，指在经济下行时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经济上行时宏观经济政策收紧，以避免经济波动太大，但往往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宽松期积累泡沫化风险、收紧期风险被刺破。而跨周期调节，意味着放松时不过松，收紧时不过紧，为未来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把政策评估期从短期扩展为中长期。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由此为开端，对违规举债的问责正式开启，起到了强大的震慑效果。近年来，由于卖地收入下降，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目前一揽子化债的大幕正徐徐拉开：截至10月31日特殊再融资债券规模已超万亿，用于置换纳入隐性债务之中的拖欠款、非标及贷款。与此同时，金融系统尤其银行支持地方债化解的工作也已启动：一是对本行贷款展期降息；二是债务置换。这些措施短期内将缓释地方债务风险，但市场也高度关注治本的措施。此次会议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一些协调央地和多部门的措施已在推出。比如10月21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介绍，在部委和地方两个层面建立金融支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小组；今年8月时任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也表示，加强跨部门联合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定期监审评估，坚决查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合并监管，推动建立统一的长效监管制度框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主要因为当前地方债务率较高，但中央具备加杠杆的空间。当前中国国债余额28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万亿，如再加上隐性债务，地方债的余额将更高。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债务呈现出地方政府杠杆高、中央政府杠杆低的特点。而国际上普遍是中央政府杠杆率高、地方政府杠杆率低。如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债务率来看，地方法定债务率已超过警戒线，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有限。与此同时今年一些地方城投债务风险暴露，也显示地方债务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下，地方尤其是高风险省份的重点是化解债务风险，未来要适度压缩新增地方债额度。但经济下行压力犹在，仍需政府投资稳增长，中央国债就需要适度增加。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通过议案，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0000亿元，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中央将发力发展，地方专注化债。对于化解房地产风险，此次会议提出，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近年来逐步完善。2019年央行新设宏观审慎管理局，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基本制度。据记者了解，过去几年，央行金融市场司牵头制定了“三道红线”、贷款集中度等房地产政策，这些均属于宏观审慎的范畴。2020年10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在2020金融街论坛发表的《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与管理实践》演讲称，推动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根据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和“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需要，研究房地产贷款集中度、居民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三条红线”和贷款集中度管理适度阶段性放松，但这些措施不会取消，待房地产行业恢复常态化运行后，还会在逐步完善的基础上继续实施。后续需关注居民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工具的进展情况。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指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7月以来，国常会已陆续审议通过相关文件。如8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文件。该意见提出两大目标，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让工薪收入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消除买不起商品住房的焦虑，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奋斗”；二是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设立国务院金融委，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后明确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由人民银行行长兼任，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统筹协调原银保监会、证监会推进相关工作。2020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指导各省份陆续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促进地方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地方协调机制由央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行长或分行行长担任主要召集人，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省级派出机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以及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近期印发的央行“三定”方案称，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金融委及其办公室成为历史，地方金融协调机制引起关注。此次会议提出，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这意味着地方也要成立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统筹相关工作的同时压实属地责任。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两次提及传统文化。在总结过往部分，会议提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部分，会议指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近年来，金融工作和传统文化结合已有实践。去年11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金融街论坛上表示，要把资本市场一般规律与中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具体思考。易会满解读称，我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真诚欢迎境外机构和资金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要看到，A股市场境内投资者持股占比超过95%，我们的机构做投资更要研究把握好这些基本特征，要有独立的专业判断和研究能力，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风，不能急功近利、过于浮躁。要更加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弘扬稳健执中、求真务实、重诺守信、谦虚谨慎等文化理念，并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激励约束、风险控制和监管制度体系，多管齐下，久久为功。原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去年发表的《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一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些案例来阐述现代金融监管理念，比如在谈微观审慎时，郭树清表示，中华传统商业文化就特别强调稳健经营，“将本求利”是古代钱庄票号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事准则，实质就是重视资本金约束。在说明宏观审慎时，郭树清表示，我国宏观审慎的政策理念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政府对商品货币流通的监督和调控，西汉的“均输平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制度安排。
